货币政策：科学还是艺术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拉亚）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各国摆脱了滞涨困扰，先后进入了大稳定时期，在经济取得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在这段时间，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就货币政策的一些理论问题达成了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当经济人存在理性预期时，从长期看，刺激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不会刺激经济增长，也不会刺激就业增加，只会刺激高通货膨胀发展。因此，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成为欧美各国央行的政策目标。

由此，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先后推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和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理论框架。同时，于1993年，泰勒提出了泰勒规则，该规则可大致描述为， 利率依据通货膨胀与目标值的偏离以及产出缺口做出反应。简而言之，当潜在产出结果为正时，即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时，通货膨胀率会高出目标值，此时需要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增长。当潜在产出结果为负时，即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GDP增长率时，通货膨胀率会低出目标值，此时失业率会上升，需要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央行通过利率调整，实现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此外，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DSGE模型中加进摩擦性因素如价格刚性，以此为基础构造评估货币政策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也取得了进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Clarida Richard， Jordi Gali and Mark Gertler 这三位新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颇为引人关注的论文《货币政策的科学性：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观点》。依据这篇文章，经济学家假设已经知道了制定最优货币政策的知识，设计最优货币政策如同设计工程项目，可以照着图纸施工，无需主观的判断。通俗说，美联储由谁当家都可以。不同的人当美联储主席，都应制定大致相同政策，政策走向不应有本质区别。

这篇文献的一个亮点是，最优货币政策可依据泰勒规则制定。不过，这篇文献在其第七部分，对泰勒规则做了改进，把预期因素引进到泰勒规则中，构成了前瞻性泰勒规则。在前瞻性泰勒规则中，央行的利率调整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出反应，而不是对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作出反应。

这篇文献从实证角度表明，1970年代通货膨胀失去控制，是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违反了泰勒原则。而其后通货膨胀得以控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符合泰勒规则。

这篇文献在未来要研究的问题中指出零利率问题，认为货币政策在零利率时的行为机制和效果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施了零利率政策，为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实际数据。
这篇文献在理论界引起反响，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2001年，Carl E. Walsh在FRBSF的经济通信《Economic Letter》著文《货币政策的科学和艺术》，质疑了货币政策科学性的观点。该作者认为，货币政策科学性涉及的三个概念，产出缺口，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精确关系（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利率应具体提高多少），对未来通胀率的预测，均难以具体测定。因此，货币政策仍具有主观判断的成分，货币政策还不是完全的科学，还有很大的艺术成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再次成为话题。Gertler反思了货币政策科学性的观点，他说：“我们经历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稳定时期，我们都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些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说：“看，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在这些传统问题上；我们已经解决他们。”当历史车轮滚向危机时，这一认识导致大多数人麻木不知。显然，原被认为已经解决的宏观经济问题也包括货币政策问题在内，危机证明，这些问题尚未解决。

其实，中国政府也有自己的货币政策规则。1991年，笔者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八章《通货膨胀的理论总模式》的第二节《调控规则与经济预期》、第五节《综合调控》和第八节《政策规则的形成》中，从理论上总结归纳了那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这一规则为，政府的计划产量和计划货币供应量，理论上可由总供需缺口决定，实际上则由价格信号决定。当价格上升时，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当价格上升时，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笔者分析了在预期和不确定性作用下，价格、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虽存在一种正相关的趋势性关系，但不存在精确的数量关系，因此，政策决策还需依据判断作出。在第八章第九节，笔者分析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关系，即存在正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大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正。存在负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小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负。在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中，没有用到利率。这是因为，当时利率没有市场化（即使现在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

尽管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形式上与泰勒规则不同，但有共同特点，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要给经济增长降温（欧美国家提升利率，中国政府降低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反之亦反。

中国新一届政府实施的合理区间论，是对中国政府传统货币政策规则的改进，可视为一种双目标型货币政策制定规则。对此，笔者在前述多篇文章中已做过分析，这里不再论述。要指出的是，使用这一货币政策规则制定政策，仍脱离不了决策者依据自己经验对产出缺口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作出判断。如当前经济形势，究竟是面临通胀压力，还是面临通缩压力，或者处于通胀与通缩的分界线上，经济学家意见难于趋向一致。此时决策者需依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从而决定未来政策走向。

总而言之，无论中外，货币政策制定规则都呈现一定的科学性，也呈现一定的经验性。制定货币政策，还离不开决策者依据自己经验作出判断。各种数量模型，还只能作为决策的辅助工具，还代替不了决策者自己的经验判断。

作者为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